中華民國年鑑 1960年 大陸抗暴運動

自共匪竊據大陸以還，大陸同胞之反共抗暴運動，如火如荼，已使共匪無法收括，十年來，大陸同胞反共意志，愈挫愈奮，反共之形式與途徑，則常隨政治環境與革命需要而予以變化。當大陸淪陷初期，偽政權基礎未固，大陸同胞反共士氣激昂，武裝抗暴事件，蠭起雲湧，惜以缺乏鬥爭經驗與統一領導，各地反共武裝，多被各個擊破，此爲反共抗暴運動之第一階段。其後，共匪實施農業合作化與工商業公社合營，大陸同胞不堪奴役，兼以匈牙利革命之影響傳染到大陸匪區，抗暴運動，遂復興起，最大抗暴事件，如北平學生之新五四運動及漢陽學生之新武漢起義，一時革命風潮，遍及匪區各大都市，此爲反共抗暴運動之第二階段。迄四十六、七年，共匪繼反右派鬥爭之後，又推行「大躍進」和「人民公社」運動，此一運動，對大陸人心，爲一新的刺激，不僅引起人民普遍反抗，卽匪黨內部，亦深感不滿。因此之故，大陸匪區相繼出現反共高潮，其一爲消極反共現象，多種多樣，普遍深入，形成共匪嚴重致命之打擊；其二爲邊疆地區如新疆、青海、西藏各地爆發之大規模反共革命戰爭，幾使偽政權全面傾覆。此爲反共抗暴運動之第三階段，目前仍在發展中。

大陸反共抗暴運動，乃導源於暴虐之共產制度；因有共產制度之存在，必有反共抗暴運動之存在。自四十八年（1959）六月迄四十九年（1960）六月一年當中，大規模之反共革命戰爭，雖爲匪偽政權所鎮壓，但是，反共思想已佔領匪區意識領域，集體鬥爭與武裝抗暴事件，層出不窮，形成反共抗暴運動之高潮迭起。

第一節 農民抗暴實況

早在四十六年（1957）「鳴放」期間，匪區農民已不斷展開「倒算」，公開殺害匪幹與集體刧糧事件。自共匪實行「人民公社」之後，共匪對農村控制力，表面上雖似比過去加强，但農民反抗力量亦比過去提高。

農民對於「公社化」之反抗，最初爲消極抵制。以廣東合浦縣廉州人民公社」爲例，據四十七年（1958）十月九日匪「南方日報」自供，其中擁護建社者約佔百分之十八，隨「大流」而入公社者佔百分之五十左右，採取抵觸和反抗者約佔百分之三十强。甚多匪幹因恐轉入公社後個人財產遭受損失，亦紛起領導羣衆反抗，其中以上，中農（包括匪黨黨員和中上農出身匪幹）反抗最力。諸如生產工作消極，喑中大吃大喝，疏散家存糧食雜物，搾取自留田青苗幷宰殺家畜等行爲之發生，已形成普遍現象。

迄四十八年（1959），匪報承認，農民生產情緒，更爲低落。匪區廣大農村之匪幹及農民，「幹勁比不上去年」，普遍存有「鬆勁，疲塌」情緒。各地同時出現空前未有之「草荒」。在東北、西北、華北及內蒙、湖北、安徽、北平等地，「災後田中雜草猛長，形成嚴重的草荒現象」，偽農業部因而通知各省市區農業廳（局），「抓緊時機，突擊消滅草荒」，集中力量鋤草。此種「草荒」之發生，更充份反映「人民公社」成立後，人民與共匪完全採取不合作態度。儘管共匪大叫「支援農業」，可是在天災人禍交相煎逼之下，華北、西北、華中等產糧區，却田園荒蕪，雜草叢生。

據「人民日報」指出：在當前農村中，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」，亦仍在進行之中。共匪基層幹部和農民羣衆，藉整頓公社和實行包工包產之機會，實行「土地下放」、「包產到戶」、「全部或大部農活包工到戶」、「定田到戶」及「地段責任制」等措施，此種措施之實行，其鋒刃卽直指集體化制度，因而被共匪評爲「落後、倒退與反動」。據匪報自供：凡實行此種措施之地區，不但在生產上蒙受損失，在經濟上、政治上、思想上都引起嚴重後果。究其實質，厥亦基層匪幹與農民羣衆反抗公社化另一形式之行動表現。

大陸農民，除以消極行動反抗暴力政權而外，對匪集體鬥爭，諸如搗毀公社，毆擊匪幹，破壞食堂，縱火燒糧等事件，亦層出不窮。茲就其犖犖大者列舉如次：

時間    地點   抗暴實況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六月中旬

瀋陽市

農民數千，展開反飢餓遊行示威，隨即被匪武力驅散，被捕三十餘人。迄二十八日，又有學生數千紛紛臥倒軌道，阻止運糧列車開去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六月三十日

福建晉江縣

晉江金井人民，因菲僑蔡明年被匪毆傷，激起公憤，乃羣起支援，向匪示威。嗣被捕二百餘人，其中六人於七月一日被匪槍決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七月

海南島樂會縣博鰲村

農民在晚上起義，碎割匪幹符傳容，打開倉庫，分走存糧，嗣匪軍馳至，捕去數千人，未被捕者逃入五指山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七月六日

廣西義寧縣龍腹人民公社

該社碑山生產大隊因反飢餓而拒絕出工，實行罷耕，匪軍鎮壓，引起衝突，農民死五人，傷二人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八月十一日

廣東陸豐縣碣石鎮

農民百餘，要求「僞糧公司第一供銷站」售糧充飢，不允，農民即搶奪糧食，並放火將機構焚燬後，四散逸去。         

四十八年（1959）九月一日

廣東潮安縣彩塘鴻安鄉

農民衆集公社，要求維持原有每人每日口糧八兩的配給，收回減爲六兩的成命，匪幹不尤，並調公安兵鎮壓，槍殺農民二人，傷五人，被捕十餘人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九月二十日十七日

天津楊村（位於平津鐵路沿綫）

農民因糧食配量一再削減，激於公憤，聚集二百餘人，衝入公社，殺死匪幹五人，奪運糧食三百餘擔，後爲匪軍鎮壓，農民被捕三十餘人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九月二十日

雲南盈蓮縣楊家寨

農民楊天壽等十餘人，携带武器，包圍公社社長劉匪中侖，搶奪財物後，撤退山區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九月間

福建安溪官橋

農民普遍怠工，並有多人逃向外鄉，嗣匪幹飭令公安兵四出搜索，逮捕逃亡者歸來，迫令復工，或判處「遣送外鄉勞改」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九月底十月初

廣東省懷集縣及廣寧縣

兩縣竹山區民眾數千人，因懷恨暴政，掀起抗暴運動，搶奪匪槍，殺死匪幹，破壞糧倉，相持半月之久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九月三十日

浙江金華縣金華車站

民衆兩千多人集結車站，反對共匪的「飢餓輸出」，匪指羣衆受「國特」指使，暴力鎭壓，有包裕海等四十餘人死難，十餘人受傷，百餘人被捕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月十二日

福建同安縣屬馬巷

農民配糧削減，飢民被迫嘯集兩千餘人，分向四個倉庫搶糧，匪兵開槍鎮壓，死者三十餘人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月十八日

廣西全縣木龍公社

農民因高樂孫自殺事件激起公憤，集合六百餘人，毆打匪幹，並將其驅遂出境。嗣匪以强大兵力鎭壓，雙方互有傷亡，匪軍彈械，多爲農民搶走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月廿六日

廣西籐縣大良鄉

大良鄉人民公社社員代表集會，因許多問題不能解決，引起人民與匪幹衝突，發生混戰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一月

山西朔縣神頭人民公社安莊管理區

公社農民先後掀起四次反抗運動。第一次反對提高畜產量指標；第二次反對下種密植；第三次是以農民趙光壁爲首的集團大舉組織勞力外流，到處大吵大叫：「吃不飽不能種田，不給糧就不幹！」並發動一次七百餘社員參加的騷動；第四次是反對估產太高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一月初

興安省海拉爾以北，墨根勒河岸西拉先諾䨟地區

農民向公社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被拒，並遭辱罵，引起公憤，二千多人包圍公社，擊斃匪幹。按：此處農民，皆內地移殖前往開墾者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底

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

農民在鄉村地區以行動反對「總路綫」，「大躍進」及「人民公社」。新疆區匪黨會議決定：自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二月中旬起，至四十九年（1960）二月初止，對全省四百五十一個公社展開「勘查」，俾向「地主、富農、反革命份子及罪犯」清算鬥爭。

四十九年（1960）二月

廣東省連陽縣青達圩

五萬民工被迫趕修連陽縣五條大壩和四個船閘，民工因病請囘原籍療養被拒，匪幹且指其爲「反動份子」，予以扣押，此事激起公憤，三千多人羣起抗暴，被匪軍擊斃擊傷者共百餘人，被捕者共二百餘人。

四十九年（1960）二月二十日

福建龍巖龍門鎮石牌村

農民陳又盤等因質詢匪幹何以公社存糧不發，完全以番薯乾一事，激怒匪幹，當場摑掌侮辱。附近農民獲悉，乃羣集衝入公社，痛毆匪幹，搗毁家具文件，殺死匪幹黃龍，以資報復，嗣陳又盤等亦爲匪幹所殺。

第二節 工商抗暴實況

匪黨認爲：「工人階級」乃偽政權構成基礎。「工人階級」卽爲偽政權構成基礎，是則「工人階級」應能對偽政權忠誠擁護，但是，事實適與理論相反，「工人階級」對偽政權之憤恨與反抗，并不亞於其他各階級。因爲，儘管共匪標榜「工人階級專政」，高唱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，但在實質上，「工人階級」并未得到起碼生活之合理待遇。據匪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一月號「中國工人」透露，工程師作一天工，工資五六元，而一般工人勞動，每天所得僅一元而已。「廠長」、「車間主任」除優厚待遇外，尚有「小汽車」、「大房子」等高級享受。該刋自供：「工人階級」對「社會主義」表示懷疑，對偽政權亦普遍不滿，至於工商界人士，則更深爲痛恨，他們「不願向工人學習」，不願服從匪黨領導，「對黨三心二意」，對參加勞動，亦「熱情不夠，幹勁不高」，或「人在勞動心在怨」，或「公開採取抗拒調配工作」，甚至「一邊勞動，一邊咒罵」。

目前共匪面臨最大難題，厥爲生產質量低劣，工作效率低落，無論工業生產及工程建設，均不能完成預定目標。其工效低落情形，據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一月二十三日「山西日報」報導，太原線材廠在四十八年（1959）一至十月份內，職工平均總數比去年間增加一點零八倍，而全員勞動生產力却比去年降低百分之八十八點六七。共匪爲挽救工效低落之危機，曾號召「發動羣衆，挖掘潛力」，「鼓足幹勁，力爭上游」，但是，工商業者及「工人階級」對於偽政權之號召，不但不「力爭上游」，而且不斷在工作中進行破壞，「廢品次品大量增加」使偽政權蒙受莫大之損失。「大躍進」之產品與工程，均低劣至驚人程度。以鐘錶爲例，「常見的毛病是「發條易斷」、「走時不準」、「機心不潔」、「機件不全」，「甚至在機件內夾有小螺絲、蟑螂尿」（匪「新聞日報」）。以水庫工程爲例。全匪區「中小型水庫大量增加」，可是，「這些水庫未經洪水考驗，已經發生過壩、潰口、滲漏、裂縫等險情。」（匪「人民日報」）。產品與工程之素質低落，原因固多，而主要原因，實由於工人消極怠工及蓄意破壞之所致。

共匪迫害工人，最爲苛刻。如四十八年（1959）趕修岩梅鐵路（自福建龍岩通至廣東梅縣）之時，原規定奴工每人每日口糧十兩，但由於糧食無法供應，竟減爲五兩，以五兩食米，絕難維持苦工口腹之慾，當個人生活面臨絕境，工人自亦不能不奮起反抗。最初僅只怠工，以洩積怨，迄十月初，遂演變成集體罷工之反抗行動。岩梅鐵路罷工風潮，不過是「工人階級」對匪集體鬥爭事例之一。由於共匪瘋狂無比，「躍進」之後，再迫令「躍進」，藉「紅旗競賽」之惡毒方式，公開喊出「一人頂二人」，「一年要當二十年」等狂妄口號，以壓搾「工人階級」最後一點血汗，來完成其無所休止之備戰任務，「工人階級」不堪長期迫害，類此集體抗暴事件必然與時俱增，殆無疑義。

第三節 學生抗暴實況

共匪自從四十六年（1957）開始實施所謂「勤儉辦校，勤工儉學」方案之後，乃更加深對青少年學生之奴役。匪區各校學生，不但課餘時間強迫勞動，卽正常上課時間，亦多被迫「參加生產」。以偽交通大學爲例，共匪規定勞動課程，第一學年，基本勞動二種爲：純體力勞動八週，農業勞動二週；第二學年爲：造船廠勞動六週，農業勞動二週；第三學年爲：造船廠勞動六週，農業勞動二週；第四學年爲：造船廠勞動五週，農業勞動二週；第五學年爲：造船廠勞動八週。五年期間，總共參加工農業勞動四十一週。勞力之壓榨，不但影響學生身體健康，而且妨礙學業課程之教授，此種奴役政策，自必激起青少年學生之反抗。「輕視勞動」，仇恨匪黨，在匪區已成爲普遍之心理現象。

在共匪邏輯中，認爲「輕視勞動」之心理，亦卽「不滿現實」及「反黨」、「反社會主義」之心理。據匪「中國青年」第四、五期自供：不少青年在工作中經常與匪黨爲敵，不願作匪黨「馴服工具」。大多數青年認爲「聽黨的話要有條件」，對無條件作匪黨馴服工具感到不滿；認爲「要人做馴服工具，就是降低人的尊嚴」。又稱：大多數青年雖一時受其愚惑，曾經擁護社會主義革命」，但在社會主義基本完成之後」，他們對「提倡勞動不計報酬」之欺騙論調，表示反對。另有一部份靑少年，在共匪暴力威脅之下，雖能聽命於匪黨，但是，「只要稍有一點風聲」，他們卽「晃晃悠悠，隨風飄蕩，站不稳脚跟。」由此可知，共產主義教條及共產匪黨命令，顯已無力壓制靑少年反抗之怒潮。

大陸青少年目前正以消極和積極行動，對匪展開全面鬥爭。青少年消極反共態度，共匪卽稱之爲「中游思想」及所謂「懶漢」與「懦夫」。所謂「中游思想」，就是：既不甘心於被共匪奴役壓搾，使自己成爲「積極份子」，但亦避免被共匪指爲「落後分子」而遭「清算鬥爭」，共匪要他們幹什麼，他們也幹什麽，但絕不悉力以赴。這是內心反共，但在極權暴力絕治之下，仍自求「明哲得身」。所謂「懶漢」，就是：「游手好閒，好吃懶做，東遊西逛，無所事事」；所謂「懦夫」，就是：「膽小如鼠，瞻前顧後，貪生怕死，臨陣逃脫」。共匪認爲靑少年看不見共匪「光明燦爛的前途」。對「自己的改造和跟隨社會主義前進失去信心」。同時共匪並表露其對「中游思想」之恐懼，據稱「中游思想是成長右傾機會主義思想，反黨思想的溫床，它發展到一定階段在適當條件下，就必然會導致在政治上犯大錯，或者起而反對黨，反對總路線，反對社會主義；或者在大風浪裏辨不清風向，嗅覺不靈，作了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俘虜。」（匪四十八年（1959）二十四期、四十九年（1960）一、二期「中國青年」半月刊）爲此，共匪對青少年曾進一步加强赤化教育。

繼北平學生新五四運動及新武漢起義的壯舉之後，在四十八年（1959）底及四十九年（1960）初，又接二連三燃起抗暴火炬，茲簡述典型事件如次：

一、僞「交大」學生的反奴役運動：上海「交大」學生，因反抗共匪將工農業勞動正式列入教學計劃，乃於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月間發動反奴役運動，聲勢至爲浩大，有些學生不待「黨委」批准，卽憤然離校退學。（上海匪「文匯報」）。

二、僞湖南省漢壽縣中學生的反奴役運動：湖南省漢壽縣立一中學生的反奴役運動，爆發於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一月中旬，參加學生達千餘人，當時除舉行罷課外，幷張貼反共標語，一部份學生衝入「黨支部」，對黨委書記大肆斥責稱：「我們是出錢來讀書的，不是來買工做的。」有些學生更提出取銷政治課，咒駡共匪推行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」，是磨折學生之邪行邪道。甚至有些學生高呼「黨委滾出學校」，羣情汹湧，空氣緊張，學校秩序陷於混亂，嗣當地共匪有關機關急調匪軍武裝部隊入校彈壓，拘捕學生達三十餘人。上項事項，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一月十九日匪「新湖南日報」亦供認不諱。

三、僞「廈大」學生的反奴役運動：四十九年（1960）二月十二日，匪一廈門大學發現反對共匪半日上課半日奴役之勞動制度，事爲廈門匪公安局知悉，曾派到校突整檢查，捕去學生王古、劉長安等八人。

第四節 武裝抗暴實況

一、康藏：藏胞武裝抗暴運動，始自四十五年四月間，發軔於川、康、甘、青四省交界之安多藏族區，而大規模之抗暴戰爭，則爆發於四十八年（1959）三月，藏胞組織之聯合反共軍與匪軍在拉薩地區展開激戰，嗣共匪急調大軍進行血腥鎮壓，反共軍爲保存實力，乃將主力移轉山地，俾便相機出擊。

自西藏大規模反共革命戰爭發生後，共匪多圖徹底消滅反共武力，達成全赤化西藏之目的，除集結大軍繼續鎮壓外，并調集匪幹進入藏區，普遍成立所謂「平叛生產委員會」，利用暴民，發動階級戰爭，進行「民主改革」與「社會改造」。一方面由大陸各省移民西藏，一方面又將西藏兒童移入內地。至於各大寺院反共喇嘛，則予以監禁或送入勞改營。藏胞不堪共匪迫害，紛紛向印度逃亡者達三萬餘人，其未能逃出者，則多參加反共軍，反共武力，因而益形壯大，僅在藏南地區，卽達三十餘萬人。目前反共軍分據五個地區，與共匪展開生死决鬥。茲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山南抗暴區：山南地區位於拉薩東南，在雅魯藏布江以南，喜馬拉雅山以北，是西藏與印度、不丹接壤的邊境地區。四十九年（1960）四月間，匪軍曾進到入該地區，正圖進「剿」未果，現抗暴軍大部份散於高山深谷之間，繼續與匪鬥爭。

（二）康南抗暴區：東起雅隴江以西，西至雅魯藏布江東岸之拉達克山，南接雲南省所謂迪慶藏族「自治州」及貢山獨龍族怒族「自治縣」，此一地區位於昔日康藏交通大道南路之南，而以德榮、稻城、鄉城三縣爲中心，是康巴人之抗暴根據地，亦爲藏人最先發動武裝抗暴地區之一。

（三）康北抗暴區：此一地區以康藏公路東段爲軸心，東至鑪霍，西至昌都，北達玉樹，南迄巴塘，而以鄧柯爲中心，早自民國四十五年卽由甘孜大金寺發動武裝抗暴，嗣後影響所及，北面的青海玉樹藏族「自治州」；南面的涼山彝族「自治州」，亦均起抗暴。幾年來，共匪在康北地區先後建立藏、彝族「公安部隊」和武裝民兵，企圖實行「以夷制夷」策略，鎮壓抗暴軍。但此一廣大之高原草原地帶，反共武裝仍積極活動，康藏公路東段完全在其控制之中。

（四）丁青抗暴區：亦卽丁青州九族地區，轄有丁靑、色扎、邊壩等宗，西距拉薩約八百公里，東距昌都約二百五十公里，爲昌都通藏北黑河之捷徑，是一遼闊的高原牧區，藏胞多以游牧爲生。此一地區抗暴武裝經常截擊共匪運輸車隊，襲擊匪軍據點，槍殺匪幹。

（五）藏北抗暴區：全區轄黑河、旁多、扎靑、達目蒙古八族，達目曲柯等十四個宗、谿。

康藏等地區反共領袖，曾先後於四十八年（1959）底抵達台北，向政府報告各地抗暴情形，并請示機宜。第一批爲西藏抗暴軍副總司令嘉瑪桑佩（由印度來台）；第二批爲康南地區兩位藏族反共軍領袖（由匪區來台）；第三批爲青海藏族反共軍領袖格登魯逢及嘉樂（由匪區來台）。由匪區來台者，任務完成後卽返回游擊基地指揮作戰。

二、新疆：新疆在共匪殘暴統治之下，抗暴事件，迭有所聞，早在四十七年（1958）八月，和闐、墨玉兩縣抗暴人民，共集結三千多人，攻佔羅崗紙，釋放監犯幷活捉匪幹，當場予以槍斃。四十八年（1959）四月，和闐拉斯口村女英雄黑得其汗及帕夏，亦曾領導婦女，集結一千六百餘人向共匪基層組織進攻，聲勢極爲浩大。此項抗暴情勢，一直在擴大發展之中。據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二月紐約「時代」雜誌報導，一支强大的新疆回教隊伍，在阿爾泰山區與共匪部隊作戰，相持達兩月之久。

三、雲南：近三年來，雲南反共軍經常出沒各縣市，展開突擊活動。四十八年（1959）五月八日，西藏反共軍約三千人進入雲南省福貢山區，與雲南境內反共軍合流。我反共軍在滇西之盞西、西盟一帶，曾與匪軍數度激戰，斬獲頗多。

四、大別山區：大別山區反共游擊隊約一萬二千多名，四十八年（1959）九月杪曾合攻佔梅山水庫等五個據點，直迫金家寨城郊，共匪梅山水庫黨委書記曾醒悟等百餘人，均被當場擊斃。

五、湖南：據四十八年（1959）十月十四日「新湖南日報」自供，湖南民兵十年來曾參加一千六百九十二次對抗反共活動之戰鬥，「繳獲」長短槍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三支，輕重機槍七十三挺，各種砲火六百八十門，各種子彈和砲彈數十萬發，以及大量的軍用品和通訊器材，此外，民兵又曾協助公安部隊，破獲包括縱火爆破等各種反共行動案件一萬九千五百八十四起。該報稱：湖南人民的反共活動仍在繼續中，「目前全省所有鐵路、公路、橋樑、涵洞、隧道、糧倉廠鐵及水庫，均由民兵日夜駐守看護。」此一報導，無異爲湖南武裝抗暴實况之供狀，此亦說明，匪黨只有靠槍桿才能維持其搖搖欲墜之政權。

今日大陸匪區，鐵幕低垂，所有抗暴眞象，悉爲共匪掩蓋，除以上所述，相信反共健兒活動事蹟，未爲自由世界人士所耳聞者，尚不知凡幾。

第五節 反共組織之發展

近年來，大陸匪區反共組織在政府統一指揮之下，正積極普遍發展中，其發展情形，因關係國家機密，未便詳述。然報刊間亦多所報導，如北平學生之「百花學社」，上海之「青年救國同盟」，江西之「中國光復社」，湖南之「中國新民黨」，福建之「南華大刀會」和廣東之「反共復國軍」等，不勝枚舉。自四十七年（1958）共匪實行「人民公社」不久，名爲「反共同心會」之反共組織，已在匪區普遍發展。此一組織，完全本着保持家庭倫理傳統和人性之尊嚴，團結一切愛國父老兄弟姊妹，誓死反對共產暴政，以「推翻奴役，保家保產，還我自由，重建民國」爲中心目標。該會承襲幷綜合「天地會」、「三合會」等祕密結社特點，和「興中會」「同盟會」之傳統精神而來，入會手續，至爲簡單，沒有任何形式，只要是中國人，不管籍隸何省何縣，亦不論男女老少，只須心存忠義，立志反共，對天默念誓詞，遵守修條，卽成爲反共同心會會員。誓詞只有八句，卽：「天地父母，恩重如山，有仇不報，枉生人間。滅除共產，重建家園，人同此心，神明共鑒。」信條則爲「三不」與「三要」。「三不」是：「一不幫兇作惡；二不賣友求榮；三不洩露祕密。」「三要」是：一要幫助會友；二要響應起義；三要反共到底。」該會組織在匪區發展甚爲迅速。四十九年（1960）二月一日，香港英文報刊載法新社北平元月三十一日電訊透露，福建廈門「反共同心會」會友曾鑾奎，先後在該地建立「反共同心會」組織，被共匪判處死刑。五月，又有北平「反共同心會」會友趙念初，間關來台，和政府取得聯絡，請求予以支援。經中華民國各界援助鐵幕内人民爭取自由委員會，於六月十一日假台北亞盟總會舉行座談，當經决定，成立反共同心會支援中心，予以精神物質可能之支援，并設置台北市郵政第九〇〇〇號信箱，作爲與大陸人民「反共同心會」聯絡通知之專用信箱。

在偽政權暴力統治之下，一般人均認爲反共組織之發展，至爲困難，而「反共同心會」能在此種困難環境下成長壯大，此固爲反共革命同志吸取多年鬥爭經驗，并充分發揮革命精神之結果，但他方面實亦證明大陸人心思漢，反共組織具有迅速發展及長期存在之穩固基礎。共匪本質係「對外侵略，對內壓迫」，彼等須以此種手段維持其本身之存在。須知，壓迫力愈大，反抗力亦愈强，相信大陸反共革命運動另一新高潮之到來，爲期必不在遠。大陸反共革命運勤和中華民國強大反共力量之結合，即可摧毀傀儡組織，拯我大陸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。